“文革期间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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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初，在23岁的上海针织漂染厂技术人员刘其舜的印象中，尤其是寒冷的严冬。 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差不多了吗？ 天冷了，新年了，还得继续吗？

但是他错了。 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高潮，而不是“差不多”。 “1月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从上海蔓延到全国。

最担心的是，连春节都过不了。 1月29日，国务院向全国发出1967年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当前，处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正处于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权派压倒的关键时刻。 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决定1967年春节不放假。 职工探亲假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执行，稍后补办。 ”。

18岁的上海玻璃机械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是提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 他贴出《解放日报》，提出全国最先“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如此激烈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放弃革命和生产，回乡过春节”。 做不到！ 做不到！ 不能断然决定！ ”

这封《革命造反派的来信》刊登后，章仁兴在工厂里大显身手。 工友开玩笑地问他:“你不休息一下人吗？ ”提问。 直到两年前，有人说过这件事，但他笑着不吭声。

2009年冬天，在章仁兴家，他在记者生涯中首次透露了这个秘密:其实，这封信不是他写的。

【“革命造反派的投稿”的出炉】

1967年初，章仁兴所在的上海玻璃机械厂没有动员人们回家，而是当场“抓住革命，促进生产”。

春水暖鸭先知。 上海玻璃机械厂总是走在风气的前面:最先成立工人造反队，最先剥夺了工厂的权利。 这一切，都是因为潘国平出来了。 潘国平曾与“四人组”主犯王洪文共同成立“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统治上海局面十多年，只知道“工总司”有“潘司令”，“王(洪文)司令”。 作为“老造反”，潘国平文革当时非常受欢迎，担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

章仁兴是工厂较早跟随潘国平造反的集团。 “工总司”成立那天，章仁兴和厂里的人去看热闹，热血沸腾，当场参加造反队，并立即丢下自行车，骑着队伍进入北京讨论，目睹了袭击中共上海市委的“安亭事件”。

对于春节不返乡的动员，作为造反派成员，章仁兴自然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 不久，他被负责工厂推进和政务的反体制派头目刺探，拿出以他的名义写的倡议书请他过目。 倡议书说:“我到底要回故乡吗？ 这个问题最近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 经过再三考虑，我决定不回故乡。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呢？ 我是革命工人，也是叛国者，我认为应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树立“抓革命，促生产”的榜样。 ”。

章仁兴当选不是偶然的。 他是工厂里有名的造反队员，而且家在外地，每年都想回家乡找妈妈。 这在以当地人为主的工厂不多，所以他成了春节不回家的豪强造反形象的最佳代言人。

章兴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因为“我听到了任何号召”。 对他来说“造反有理”是很自然的事。 签字后的事，章仁兴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头儿们“上面有联系”。

【掀起了春节革命】

1月25日，签署“章仁兴”的倡议书在“工总司”统治下的《解放日报》上作为“革命造反派的投稿”刊登，国营棉纱31家工厂“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类似投稿也刊登，“本报评论家”的复印件发表了春节的计算。 我们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到了！

国棉31工厂是上海造反派头黄金海的老家，和潘国平老家上海玻璃机械厂一样，是造反派的中坚力量。 黄海也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王洪文的亲信，文革时担任过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集团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

从这一天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上都刊登了所谓的“网民来信”和“建议书”，加大了马力，形成了舆论。 上海“工总司”控制的另一家报纸《文汇报》发表了《本报评论家》的文案《战地黄花过分香》，对《章仁兴》的话深表赞赏。 “说得好啊”:回老家探亲，毕竟是私事，小事一桩。 听毛主席讲，“抓住革命，促进生产”，巩固刚夺取的权力，才是公事，大事。

仅4天后的1月29日，中央应“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发出了春节不放假的通知。 在北京站，推进车开始反复播放这个通知。 打算回家探亲的人，马上去车站的售票处退票。 从包头去杭州的干部在北京换车时，听了广播，马上换了回包头的票。

虽然不放假，但春节一天比一天近了。 上海话:腊月二十三过后，白相年关。 但是，这一年的年关，全国都是比浪高的冠军大戏，成为了新年俗。 “……什么敬神、拜年、请客、送礼、吃喝、玩耍，都是该死的！ 我们工人阶级从来没有这些肮脏的习性。 ”

冠军戏的高潮发生在12月26日。 往年，是家家户户“切年肉”开始准备年夜饭的日子。 我不知道今年这一天上海有腊月二十六，只知道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纪念日2月5日。

这一天，全面夺权的上海市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百万人参加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宣布“一切权力属于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张春桥担任主任、姚文元、王洪文担任副主任。 章兴和刘其舜在这百万大军的海洋里。 章兴记得各部门各拉了一辆卡车。 他们工厂的反体制派全员走了，200多人坐了4辆卡车。 刘其舜自己一个人去了。 春节前不久，刘其舜借反派的纸当了工人记者。 他走了一圈，但什么报道也没写。 反正有统一稿，聚在一起热闹一下就行了。

他们出乎意料地规定，第二天，这个“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不允许春节提前发工资。 通知指出，工资均在正常日期发放，不得提前。 确实有困难的人，提前支付不得超过本人月薪的三分之一。 提前支付工资的款项，银行一律拒绝支付。 上海人民公社专门设立了“反对经济主义的联络总部”的机构，与“剥夺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的权力派企图用‘串联补贴’‘生活补贴’‘活动经费’等反革命经济主义手段腐蚀革命群众的阴谋”对比，他们以前的签名一律无效

在热闹的夺权声中，“革命化春节”不仅打破了春节这个宣扬“资产阶级生活习惯的大观园、大市场、大号角”的最大“四旧”，还处理了夺权后的新政权面临现实的困难。 单从“春运”来说，上海夺权后，全国联结的“革命群众”预计达数十万人，仅航运就有40万人，团体登记比去年同期增长约50%，对文革期间脆弱的国民经济构成了压力。

【没有年30的春节】

1967年的春节悄然而至。 2月8日除夕，上海玻璃机械厂正常上班。 章仁兴准时下班到下午4点半。 晚饭和往常一样在食堂吃。

但是，上海篇漂染一工厂下午两点几乎没人了。 虽然不休息，但是大家都没有在心里宣布就提前偷偷溜走了。 造反派的头头们也闭上了眼睛，他们其实也希望早点去自己回家过年。

刘其舜回家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和他是同一个单位的张先生，两个人进了工厂。 刘其舜告诉《中国信息周刊》记者，其实这就是他初恋的对象。 以前老伴活着的时候他不敢说，只含糊地说是小学同学，现在他可以说了。

张先生是来求助的。 刚才，一个学生来给她“反动学术权威”的父亲寄信，说造反派要在除夕抄家，过“革命化的春节”。 小张怕家里的哪本《封、资、修》书被抄，想暂时住在刘其舜家。 他马上回答了。 他至今还记得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红与黑》《基度山恩仇记》《三言二拍》等。

刘其舜的哥哥姐姐们还没有下班回来，小张又匆匆回家了，刘妈妈给他们俩做了简单的年夜饭。 根据老家的习俗，吃宁波汤圆，甜食后“漱口”，吃了两条鱼。

吃完饭后，刘其舜送小张回家了。 她家住在胡同门口过街的楼上，可以在街上查动静。 看到她家很平静，机会这么难得，两个人反对着继续走在街上。 沿着自忠路走淮海公园，往北走到人民广场，慢慢往南走。

她害怕伤心，也不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途中，刘其舜向东拉了西拉。 我知道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意思，但是刘其舜没有坦白。 他敢于过马路时说“小心”，抓住她的手，马上放开了。 大多数情况下，两个人只是默默地走着。

街上行人稀少，随处可见“中央文革集团打来的电话”“一月革命万岁”“砸特定的狗头”“火、炮、摘”……的标语横幅和大字报。

走在路上看不到新年的气氛。 家家户户门上不贴“招财进宝”和“福”字，贴“听毛主席的话，和共产党去”的春联。 年夜饭前点燃蜡烛，烧香，摆好餐具和筷子，供上六七道菜，祭祖无家可归。

那天没有发出最好的指示，所以也没有鞭炮声。 平时总是响的推特似乎也是静止的。 街头很平静。 造反派可能也考虑过年龄吗？ 毕竟中国人以前就传来了节日，刘其舜是这么推测的。

但他错了。 张春桥等人完全没有心情过新年。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这么大的事，一直等了三天。 没有新华总公司发布电信，没有人民日报刊登报道，他坐不住，准备亲自向北京报告。

好不容易熬过春节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立刻飞到了北京。 2月12日至18日的一周内，接受了毛泽东的三次接见。 张春桥带回的最高指示是:“如果全国成立了公社，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改名吗？ 一变更，就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们会认可你吗？ 上海还是变更，变更为革命委员会。 ”。 仅存在了18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就寿终正寝了。

普通人不关心上海人民公社的荣辱。 1967年除夕，刘其舜走过的真是虚幻的青春岁月。 晚上9点，刘其舜和小张一起再次回去探索动向。 还没到门口，大楼里就传来了乒乓球声和“说实话”的吆喝声。 两个人从远处看，不敢靠近，但小张只是默默地流泪。 刘其舜又拉着她走了。 他找不到安慰的话，只和她一起走一圈，并且一遍又一遍地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有我……” 他说那时反而产生了恋爱的感觉。

两家之间只有步行15分钟，但这个晚上，他们一直走了7个小时。 直到楼上没有响动，他才目送小张回家。 刘其舜不知道小张要和他断绝关系。 因为她母亲坚持要她找一个“成分”好的人。

这个时候已经12点了。 那个12月是小月，除夕实际上是大29年，接下来是大年初一。 新年不知不觉地到来了。 很冷，好像要下雪。 一开始还正常上班呢。 刘其舜心里感叹，今年真倒霉，不到三十年。

并且指出，在1967年除夕的寒冷天气中，唯一温暖的消息来自新华社，该报道为金门大小等岛同胞和蒋军官兵过春节，福建前线炮兵部队于2月9日和11日两个单日停止炮击，表示关怀。

【过年“封杀令”

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试图取消农历新年，要求12月31日为除夕，1月1日为新年，1月15日为元宵节，“农历新年不准休假，不得以假藉其他名义休假”。 结果，他遭到强烈反对，被指责抛弃了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 1934年初，当局不得不承认“在农历年关，除公务机关外，民间习俗不得过多干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将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规定放假三天，让人民快乐新年。

1967年，中国开始了“破四旧”，过了“革命化”的春节。 “移风易俗过春节，除夕不休息”“工作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的第一天早上动手”1967年12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发布命令，禁止当地华人在室外公开庆祝春节。 因为这些信仰和习俗“影响人民的心理、思想和道德，阻碍人民正常快速发展”。 这项禁令于2000年解除。

中国的“年”在文革后复苏了。 1979年1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对比鲜明的群众来信。 “为什么春节不放假？”“让农民过‘安定年’”。

1980年，中国全面恢复春节假期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