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野生动物公益诉讼在行动：刑民并重形成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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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犯罪、损害赔偿与生态修复并重

◆打破黑产优势链，让所有参加者付出代价

◆发挥辐射作用，重视在整个过程中保护野生动物

◆将刑事和民事思维转变为服刑者，齐心协力

真的很后悔。 我以后再也不会拉网捕鸟了。 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有一点后悔也来不及。 日前，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人民检察院对某等3人参与的3起非法狩猎、杀害珍贵濒危物种事件提起了刑事、民事、公益诉讼。 在法庭辩论阶段，案件检察官重视释法的道理，三名被告表示深刻认识到非法狩猎行为破坏生态资源，损害公共利益，后悔莫及，永不再犯。

两年前，这样的事件还是很罕见的。 当时，野生动物的价值是如何被认定的，事件的手续是如何联系的等还不确定。 目前，处理这类公益诉讼案件已成为常态。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处理了5起类似事件。 明溪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主任饶鸣吉说。

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办理了野生动物保护行业公益诉讼的典型案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各地检察机关加大野生动物保护查处力度，逐一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充分利用检察建议，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包括刑事民事公益诉讼)，以支持起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等方式，指导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案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汤维建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探索开拓野生动物保护行业的公益诉讼，将是公益诉讼等外部行业的实践，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目前，非法收购、运输、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非法狩猎、杀害野生动物等问题仍然很严重，相关国家机关大力治理，但屡禁不止。 因此，有必要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方法，以公益诉讼的形式加强保护力度。 这正是时候，也是必要的。

重视补偿性修复

1月16日，重庆市黔江区人民法院以涉嫌非法捕获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为由，对被告判处李某昌拘役4个月。 这起一般刑事案件引起了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官助理谢文飞的观察。

谢文飞发现，李某昌在此案中被判刑，但受害的公共利益未得到赔偿。 对比该案中发现的问题，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

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犯罪行为，仅靠一根毫毛是解决不了的。 依法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还应当一并追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责任，提出损害赔偿、用替代办法修复生态环境等诉讼请求。 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检察三部主任吴军告诉记者。

确定公益诉讼的诉讼请求和赔偿标准是被告人承担生态修复责任的基础。

在前几天举行的刑事、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比较了3名被告违法行为造成的生态损害赔偿额、生态环境修复方法等专业问题，检察机关引进了右脑，向具备专业资质的相关行业专家进行了咨询探讨。 最终，要正确明确赔偿额和补救方法。 黑龙江省抚远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玉巧介绍说。

记者发现还有很多类似的尝试。

青海省检察机关援引专门机构的判断报告，综合运用出具规范文件和专家意见等方法，明确生态损失数额的福建南平市检察机关委托具有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生态环境的损害。 在四川省剑阁市人民检察院办理的案件中，检察官综合考虑公益保护最大化、被告系农民主观恶意小等因素，明确了赔偿额。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总统府建林表示，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反复打击刑事犯罪和赔偿损失，表明了修复和兼顾生态的办案理念，加强了维护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化的司法保护力度。 检察机关要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应当指导公安机关观察收集说明环境公共利益损害情况和修复费用以及国有财产损失的证据，并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能动性，需要鉴定及时委托鉴定或补充鉴定。

加强对全过程的保护

没有买卖就不会被杀害，野生动物相关犯罪频发，主要原因是非法交易和贩卖野生动物介于巨大的利润空之间。

今年5月，山东省青岛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宋某、崂山区某海鲜酒店非法收购，审理了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民事公益诉讼案。 检察机关认为，3名被告不是直接杀人者，但参与穿山甲收购和销售的违法行为与生态环境损害结果有直接因果关系，应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