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4周岁降至12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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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犯罪会频繁被警告低龄化

少年司法系统需要与时俱进

专家建议将刑事责任年龄的出发点从14岁降低到12岁

中国青年报新闻网记者雷宇通讯员胡林

赵芳家的处境并不是孤例。

连日来，中国青年报新闻网记者在全国进行了大量采访，获悉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频繁警告，不断引起公众脆弱的神经。 安慰受害者的监护人缺乏安全不安、受害者缺乏心痛，持续拷问建立国家少年司法系统，出现了改变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

北京一中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庭是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考试单位。 去年6月，在该法庭成立8周年之际，发表了《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白皮书( 2009.6-.6)》。

截至2007年6月，该法庭共受理未成年人刑事一审案件72起，二审案件173起，判处未成年人234人的减刑、假释案件1631起。 从犯罪年龄来看，14岁以上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占14.96%。

数据显示，未成年人犯罪集中在暴力犯罪、财产型犯罪和性侵犯罪三种类型。

白皮书同样指出:“从8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况看，犯罪年龄的低龄化是当前青少年犯罪的比较突出的优势。”

“未成年人犯罪有低龄化的趋势”，湖北省县级地区公安局法制科的警官也有同样的感受。 该局统计了3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发现在处理的21起案件中，共同犯罪、多次犯罪现象普遍，严重暴力案件占49.2%。

警方表示，尽管《公安机关处理刑事案件手续规定》和《公安机关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都有要求，公安机关应当由专门机构或者专职人员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但在实践中，“基层警力严重不足”

以他所在的公安局为例，基层派出所、刑侦警察人均手头办案，部分业务骨干越来越多，“难以调动区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业力量”。

他说，基层“人少事件多”的局面多年未变，缺乏足够的精力介入未成年人犯罪预防工作，对未成年人教育不够深入，未能达到“拯救一枚教育”的目的。

前几天在派出所当警察的时候，孩子的话至今仍让我心痛。 当时，这位十几岁的少年跟随祖父从外地流浪到他的辖区，多次因触摸小偷被警察逮捕，因年龄原因经常被释放，但派出所除了和祖父的嘱托以外，没有过多精力管教。 几年后，少年慢慢长大，盗窃也成了强盗，最终被判刑。

湖北省律师协会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李春生认为刑法和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法是目前我国收容教育制度的首要法律依据，但由于缺乏系统的具体规定，缺乏配套的法规、规章，在实践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收容教育制度的正确有效实施

湖北省从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多年的专家表示，未成年人伤害造成的心理问题更大，近年来这类悲惨事件频发，受害者家长的安全焦虑不断，受害者的心疼安慰缺失，拷问着国家少年司法体系的建立。

而且，现在工读制度也在改革，不良少年被送到工读学校需要家长的同意。 “但是，现在每个父母都不同意把孩子送到这样的学校，所以(工读制度)形同虚设”是现实。

在香港和海外，这种刑罚不足的地方属于公安和社工联系的教育范畴，但内地少年警务目前仍是空白。

他认为台湾地区的司法模式值得借鉴:在少年有不良行为但还不足以入刑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专门的少年警务干预。 并且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组织来矫正不良行为的儿童。到了刑事司法阶段，检察院、法院又进行援助。

北京师范大学(分数线、专业设置)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宋英辉也呼吁:“一个国家的司法系统中没有少年法庭、未成年人检察机关、少年警务，就像一个国家的医院中没有儿科一样。” 例如，应考虑是否设立专门的少年警务机构。

宋英辉还注意到一个现象，据北京检察机关统计，学校违法犯罪儿童的劝诱率为60%，劝诱后的复学率为23%。 劝退的话大部分孩子不能上学，这样下去他们的反复犯罪率会很高。

湖北司法界前述不愿透露姓名的未成年人保护专家表示，目前孝感施害少年黄某某事实辍学的状态，同样将孩子推向犯罪边缘，“真正的未成年人保护对受害者和加害者都应该有相应的保护和救助机制。”

李春生参与解决未成年人相关案件已有30多年，近年来指导委员和志愿者律师处理了许多类似案件，对此抱有很多想法。

他认为目前法律对低龄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没有打击力。 作为最严格的法律规范的刑法对全体成员产生了威慑作用，当前责任年龄的划分削弱了刑罚的威慑力，往往得不到释放，结果不仅无助于本人的改造，反而产生了示范效果，让更多同龄人产生了“犯罪趁早”的想法。

而且，我国目前对儿童的识别和控制能力大幅提高。 第一，根据其生理和心理成熟情况，现行刑法以14岁为刑事责任年龄起点，20世纪70年代较为适宜，目前我国社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儿童生理和心理状况成熟速度加快，其认识和调控能力明显增强。

他研究了许多事件的详细副本，行凶的未成年人在犯罪时表现出的识别能力、心智发育程度都超出了正常成年人的水平。 记者在孝感的采访中，当地民警也惊讶于在自己处理的案件中，未满14岁的行凶者面对警察时的镇定自若。

李春生为此提出了修改刑事责任年龄，“从14岁降至12岁”的具体建议。

他认为民法总则将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者从10岁降至8岁，为刑事责任行为能力划分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限制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也有助于降低现实可能性，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去年，团中央在青少年权益事业部主导的完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论证会及团中央议案建议处理答复会上，刘宏艳、王家娟等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很多孩子)觉得我未成年，你会拿我怎么办？ 给予他们从轻处罚或免责，就等于放纵他们的罪行。 ”。 全国人大代表王家娟说。 王家建议，对12~14岁的未成年人，在这个年龄范围内构成重罪的，应当取消刑事豁免权，追究刑事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一位专家说，在一个西方国家，对10岁以上不满14岁的人制定了“恶意补年龄”的特殊规则。 据估计，这些人年龄小，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能力，但如果一个孩子解释说“有辨别危害行为的能力”，即使知道行为是错误的，但如果是有意为之，也可以反驳这种推断，“恶意补充年龄”

在这次会议上，宋英辉教授并不主张降低14岁这一刑事责任年龄。 他认为，如果机构不专业，只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不仅不能有效遏制犯罪，还可能引发越来越多的严重犯罪行为。 他希望呼吁建立更完善的教育矫正体系，应对降低责任年龄的人们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