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名门望族的家教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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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社会上，为什么容易注意到一个家庭或一个家庭特别是人才辈出，往往大家的兄弟姐妹都是社会精英的现象呢？

从前有一句话叫“王谢的子弟”。 你指的是什么出身、有才能的青年？ 为什么叫“王谢”？ “王”和“谢”指的是东晋两大家族。 一个是山东琅琊王，也就是王导一家。 一个是河南阳夏谢氏，也就是谢安的一家。 王导、谢安曾任东晋宰相，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

王、谢两家是东晋时代的高门大族，家家户户涌现出众多人才，不仅是政治、军事人才，文学艺术上也辈出。 中国书法家最尊敬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来自王室，诗人中有名的“二谢”:谢灵运、谢朓，来自谢家。 翻阅史书，来自这两家的名人不胜枚举。 如果说魏晋事例过于久远，近现代也有类似的例子。

是现代首屈一指的家族，最引人注目、最羡慕的是江苏无锡钱家。 有名的国学者钱穆、钱基博、钱钟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永健(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是这一家的人。 无锡钱氏是唐末吴越王钱镥的子孙，钱镥的子孙现在散居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如果把这些姓的钱也算进去，据统计，获得院士称号以上钱姓的人竟然有100多人。

另外，湖南湘乡曾家，即曾国藩家族，自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来，出过许多政治家和学者，著名的有曾纪泽(著名外交家)、曾纪鸿(著名数学家)、曾广钧(诗人)、曾宝荪(著名教育家)、曾约农(著名教育家)

如浙江绍兴的允家，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的家属，从晚清俞明震兄弟中，陆续涌现出四代人才，其著名人士有俞大维(国民党高级将领)、俞大纲(著名戏曲家)、俞大(著名音乐家)、俞启威(黄敬，天津市市)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担任台湾地区行政院院长的刘兆玄是我的小同乡，湖南衡阳人，他们家和我们家世交，刘兆玄的父亲刘国运是台湾地区的空军副司令，五个儿子都是博士。 刘兆玄五兄弟中有三人担任台湾地区公立大学的校长，而台湾地区公立大学比较有名的也不过十所。

这些例子必须要考虑为什么人才会集中出现在家庭和家庭中吗？

我认为只不过是基因和家庭教育两个因素。 暂且不说基因，我们来谈谈家庭教育的问题吧。

中国古代人，特别是读书家，一直很重视家庭教育，但中国历代流传着许多家训、家书、治家格言等，《颜氏家训》是这些家教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知道古人如何教导孩子，如何拥有房子，也明白为什么一个家庭总是能保持良好的门风，让优秀的后代层出不穷。

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中国文明是迄今为止唯一为人类快速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这与中国人重视家庭教育绝对有密切关系。 中国家庭教师历来起源久远，同时形成系统主要是在魏晋时期士族阶级出现之后。 士族阶级的出现在中国文明史上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谈家教问题之前，我想先谈谈中国士族阶级是如何形成的，对中国文明史有什么意义。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了解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家庭教育源头的力量所在。

二、以前流传下来的重要来源:士族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时期，政权上分裂、混乱，但从文化史、精神史、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是辉煌、辉煌的时代。 这两个时期之一是战国，一个是魏晋。 将中国古代文明分为几个阶段，最早的文案记载的文明是商周文明，其次是秦汉文明，战国是商周文明向秦汉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其次是唐宋文明，魏晋文明是秦汉文明向唐宋文明转型的关键时期。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最大的变动是产生了新的阶级，历史学家通常将其称为“士族阶级”。 士族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西汉。 汉武帝采纳了着名学者董仲舒的意见:“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为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创立太学，为国家培养文官人才。 太学的课程是儒家的《五经》，老师是《五经博士》。 太学迅速发展到东汉末年，规模曾有3万名学生，汉办文官都是从太学学生中选拔出来的，太学几乎成了工作的必由之路。 久违的时候，“五经博士”的门生扩展到了朝野。 他们一家逐渐成为学问、世代官吏，在文化、权力、财富各方面都很有实力的大家庭。 到了汉末，通过各种方法迅速发展的类似家族增加，终于形成了士族阶级。

那么士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大家应该都读过《三国演义》，记得袁绍和袁术的两兄弟。 他们和曹操、孙权、刘备一样，都是各霸一方、兵强马壮、争夺天下的野心家，最初的实力大于曹、孙、刘。 这两兄弟出身的河南阳夏袁就是这样一个大家庭。 《三国志》说他们家的“四世三公”，那么“四世三公”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袁绍以上的四代世世代代担任“三公”(司空、司徒、太尉)的大官。 “三公”是当时文官中最高级的，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人大委员长、总理、政协主席。 祖孙四代每一代都成为国家领导人，这个家族突出吗？

袁家可以说是大士族的典范。

根据《世说新语》，魏晋时期的大士族(或称“门阀士族”)至少有一百多个，还有多个小士族。 这样的士族的出现有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要知道，士族出现之前，大部分人都是皇权的奴隶，不仅百姓如此，官员也是如此。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带土之滨，莫非王臣”。 但是士族阶级诞生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士族往往是由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千人组成的巨大集团，除了主人之外还依赖农民，因为这个集团中的人分工合作，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经济团体。 这样的士族，只要有一两个人在朝廷当官，撑门面，其余的人就可以不依靠皇帝生活，特别是家族上层的人，可以过着富裕悠闲的生活。 例如东晋的宰相谢安，在40岁之前不想当官，整天和朋友们玩水、写诗创作赋。 后来，两个在朝的兄弟，一个带兵战败，因此一个政治上不成功，危害了谢家的地位，为了家族的利益，谢安不得不以此为官，做到了宰相。

士族阶级的出现改变了所有人都是皇权奴隶的状态，这刺激了人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也就是意识到生命属于自己，自己不是别人(比如皇帝)的工具，自己的生命很宝贵。 这是极其重要的觉醒，没有这种个人意识的觉醒就没有精神文明的迅速发展，就不可能创造灿烂的文化。 近代学者常说魏晋时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什么是“人的觉醒”？ 为什么人会“觉醒”？ 很少有人详细说，其实就是我上面说的这个道理。

士族阶级是当时社会地位最高的阶级，也是文化地位最高的阶级，他们常常以自己优秀的门风为荣。

优秀的门风是士族阶级的重要象征，是世世代代重视子弟教育培养出来的。 士族阶级非常重视子弟的教育。 只有这样，才能世世代代出优秀的人才。 世世代代朝廷中也有成为高官的人。 这将保证整个家庭不繁荣，维护他们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所以，如何管理庞大的家族，教育子弟，成为士族阶级非常重视的事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一点关于家庭管理和子弟教育的着作。 《颜氏家训》是其中最早、最系统、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被后世誉为“百代家训之祖”。

魏晋南北朝以后，隋唐兴起，人才选拔之路被科举制度所取代，这种变化使大士族的存在失去了社会依据，大士族逐渐瓦解，成为多个小士族。 在中国以前传入的社会被现代社会(“五四”以后)取代之前，遍布中国各地的大小士族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核心，社会各阶层的管理人才基本上都来源于这些士族家庭。 魏晋这样的大士族，后世很少见到，但中国士族的家训是以前流传下来的，家训不仅是读书人家庭子弟培养的规范，也是整个社会培养管理人才的重要基础，因此流传了很久，成为中国以前流传下来的文化的重要一部分